40多年后，当再次看到这张难忘的经典照片，63岁的邓勇仍对那天在清华礼堂西侧阶梯教室与同学们一起上大课的经历记忆犹新。
“这张照片上的前排6个同学中，有4人是我们一个宿舍的。”他笑称，那天清晨，因他们135宿舍所有成员“集体睡过了头”，晚到了教室，只能坐在大家都不情愿坐的第一排，没想到却“被幸运地定格在历史的相框中”，成了中国那段不朽历史和那代青年青春的见证人。
“照片上的这些青春面庞，幸运地成为全国77级大学生全体27万多人的缩影，还幸运地见证并参与了40多年来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国家强盛，做出了我们这一辈人的应有贡献。”邓勇说。
1958年6月，邓勇出生于云南省昭通市的一个普通家庭。他自幼“喜欢学习和考试，是老师喜欢的那种好孩子”，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高中毕业后，他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艰苦岁月中，邓勇除了跟老乡们一样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还是知青集体户的户长，并担任生产队的记工员。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地里种玉米、土豆和稻谷……在邓勇的记忆中，那两年半的重体力劳动“非常辛苦、非常艰难”，甚至还因粮食不够“饿过肚子”。
虽然条件艰苦，邓勇还是放不下书本。他白天干活，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看小说，“看两个钟头，用手指掏掏鼻孔，里面都是黑的”。秋收后，在晒场上看管粮食，他喜欢躺在稻草堆上，望着满天繁星思考人生，内心深处总涌起对知识和新生活的渴望，但又感觉前途一片茫然。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邓勇喜出望外。他觉得“天上掉馅饼了”“上大学的机会终于来了”。因为在中学一直成绩优异，全家人都觉得他考大学“十拿九稳”。母亲还特意为他织了一件肩上带拉链的“时髦”毛衣，打算让他带到大学去穿。
“毛衣在那个年代可是‘奢侈品’，几年才很难得能有一件。我当时还跟母亲抱怨，说这毛衣肩头上有拉链，穿上没法挑扁担，母亲笑我说‘上大学了还用你挑扁担’……”回想当初，邓勇忍俊不禁。
1984年国庆时，邓勇（左三）与同学、同事在天安门合影。
在选择报考学校志愿时，邓勇原本第一志愿是重庆大学。但在去公社报名时，他在报名点门口偶然看到一张清华的招生广告，从小就对清华很仰慕的他，冲动之下随即把报考第一志愿改成了清华大学。
那个年代，备考缺少复习资料。在中学老师们积极帮助下，好不容易找到几本油印的习题集，同学们都十分珍惜并争相传阅。“大家全都荒废学习几年了，至少要找找做题的感觉和节奏。”邓勇说。“当时恢复高考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知识青年大都参加了，大家都很淳朴简单，非常乐意相互帮助。”
复习一个月后，1977年11月，邓勇信心十足地步入考场，并最终以全省第一的骄人成绩顺利考入清华，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他一眼瞅见了信封右下角落款“清华大学”几个字，顿时觉得“眼前一片炫目灿烂”。
之后，他赶紧回到离城二十几里的生产队。在老乡的帮助下，连夜将自己的“玉米棒子搓成玉米粒”，次日交到公社粮管所，算是“结清粮食关系”，然后才能办理户口迁移证明。
1978年3月初，20岁的邓勇，从云南搭上了去往北京的绿皮火车。没有座位的他，白天在车上站着，晚上仰着身子挪进座位下面的狭窄空间睡觉，3天2夜后终于抵达北京，踏进了梦寐以求的清华校园。
来到清华大学时，已经错过了报到期限两天。“不仅是晚到了，而且在路上还被小偷把录取通知书和钱包都给偷了。”邓勇回忆说。“但老师们不但没有为难我，反而对我关怀备至。”
邓勇（第一排左二）在清华参加毕业30周年聚会。
在清华，邓勇攻读工程力学系固体力学专业。他的同班同学中，年龄最小的是从初中直接参加高考进来的，才15岁，最大的是工作了十几年并拖家带口的，已经30岁。
学校的伙食很不错。“至少能吃饱了，吃一份红烧肉就像是过年，”他说，“在学校一个月有20块的生活费就足够了，最幸福的是再也不用干重体力活、再也不会饿肚子，感觉从地下到了天上。”
不过让他记忆最深的还是浓厚的学习氛围。同学们学习都非常刻苦，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雷打不动，可以一两个月不出校园，甚至学校周末放露天电影还都犹豫要不要去看。
所有人都极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邓勇说，不过大家最高兴的还属“放卫星”（考100分）。
“我们那时的流行词是‘放卫星’，而不是什么‘挂科’。要是谁能放颗‘卫星’就高兴得不行，但基于那个时代戒骄戒躁的风尚，还不能兴高采烈地表现出来，只能自己‘偷着乐’。”他回忆道，本科期间自己共放了四五颗“卫星”。
“虽然学得很苦，但我们乐在其中。当时大家都有‘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没有去想太多所谓个人发展或成就之类的，觉得只要把学习学好就行了。”他说。
1980年7月1日，邓勇入了党，成为“文革”后清华工程力学系的第一个学生党员。1982年，他本科毕业，被授予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奖章——全校上千名77级学生中仅有26人获此殊荣。多年来，这枚奖章被邓勇一直珍藏，并视之为“人生的珍贵奖励”。
此后，邓勇又一直在清华攻读了硕士、博士学位，37岁时被评为教授，并在学校团委、研究生思教办、学生工作部等多个岗位上勤勉工作。在清华学习工作了17年后，邓勇被调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5年后，又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直至退休。
2007年9月，邓勇主持国科大开学典礼。
2000年9月，邓勇从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岗位调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一直干了10多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2012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邓勇任国科大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2014年12月卸任。
“我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及国科大岗位上主要经历了3件事，完成了研究生院的整合、实现了更名‘大学’的夙愿、规划建设了怀柔雁栖湖校区。这些都是中科院党组的重大决策，以及全校干部员工的大力支持和积极贡献。”他说。
邓勇所说的“研究生院的整合”，是按照中科院党组的决策要求，将当时分散在108家研究所的研究生教育管理统一整合到中科院研究生院，旨在理顺管理体制、优化管理机制、健全管理制度，实现招生、教育培养和学位授予的统一和规范，以确保研究生培养质量，为国家更好更多地培养高水平高层次的急需科技人才，同时也解决研究所的后续队伍问题。 如今，在位于北京怀柔雁栖湖畔的国科大新校区，3000余亩的校园依山傍水，风景优美，已成为学子们学习生活的乐园。
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学生。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现在，已经退休的邓勇被中科院返聘，从事一些专题研究。他并不觉得辛苦，“还能对社会有些价值，能发挥一些作用，也算是幸事”。
邓勇在北京展览馆与历史照片合影。
往事如烟。2019年底，在北京展览馆参观“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时，邓勇看到了与77级同学一起上课的那张经典照片。
驻足在这张熟悉的照片前，他感慨万千。“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感激改革开放，感激恢复高考。因为一张考卷，我们就一脚踏上了‘幸运之舟’，命运被彻底改变。从扛着锄头、担着扁担的插队知青，一下子成了大学生，进入大学校园学习。我们确实是时代的幸运儿。”邓勇说。
即将迎来高考的学生。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 摄
在邓勇看来，人一辈子其实是在“社会合力”下被推着往前走，他们这一代人只是很幸运地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做了一些有显示度的工作，发挥了一点作用。
“我们每个人只是国家历史大潮中的一滴水、一粒沙，社会的需求和进步，远远高于个人的一切！”回望几十年历程，邓勇对年轻人的期许是：要主动适应和服从社会需求，并从眼前的点点滴滴做起。
“只要你每天都做好本职工作，那就是对社会有所贡献；只要你每天都充实快乐，汇集起来就是一个幸福的人生；只要你能在平凡平淡中踏实做事，也就无愧于国家和父母对你的培养和期待。”他说。（文中部分图片由邓勇提供）
来源：新华社
责编：肖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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